对于政治经济学研究，马克思说：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
就民事而言，举凡父子之亲、夫妇之义、男女之别、婚姻之道，都是上取法于天，下取法于地。因其余诸部分与中华法系关涉不大，故本文从略，仅就中华法系内容加以评介。
王汝琪在这种文化背景之下，将这种方法带到法学研究之中，意在找出中华法系的症结，方有裨益于复兴中华法系。为此他写了一系列研究中华法系的论文，除本文外，尚有《中华法系与民族复兴》，载于《中华法学杂志》1937 年第1卷7期。此文载于1930年《法律评论》第7卷第39期。受日本学者影响，梁启超在《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论中国成文法编制之沿革得失》两篇长文中，都论及中国法系问题。陈顾远 1923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之后从政，公务之余先后在复旦大学、中央大学、上海法学院等校兼授法学课程。
并且时李氏正于东瀛留学，受现代法学思想的熏陶浓重，所以出现以今薄古，用现代法律意识去看待古代法律思想，自然似是而非。继起的儒者，对于德礼和刑罚的见解，也都大同小异，所以不但历三国、魏、晋、南北朝历代，虽各有法律的制定，而没有什么根本的变更，就是由隋、唐、五代，以至宋、元、明、清，也始终是一脉相承，保持这一个传统的精神。[10]但是，面对复杂的科技事项时，法官不是审查每一项规则中的技术内容，而是应就行政程序作出指引，进而使规则制定更加理性化。
该法第35条要求公开受理举报、投诉违反该法规定的行为的电话、信箱或者电子邮件地址。[6] 宋华琳：《论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从行政法规范体系角度的定位》，《行政法学研究》2008年第3期，第36-42页。在我国的科技决策中也应当树立以公众为主体，政策制订者、科技专家三者互动的多元决策理念。再者，司法审查适用正当程序对行政机关也形成了的压力，为了避免败诉的可能性，行政机关应当会自觉地遵守正当程序。
标准制定机构应当借鉴这一做法。这类监督依据监督主体可以划分为立法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督、监察监督和社会监督等等。
当然，在美国也存在反对意见。对商业秘密为由拒绝公开要特别谨慎。但是，江必新法官则认为，程序自由裁量权技术难度不会像实体裁量那么复杂，对正当性的判断标准易于统一，对程序自由裁量权加以规范和监督是可行的。[8] 王广宇、董晋良：《论消防技术标准的法律性质》，《武警学院学报》2018年第8期，第74-77页。
仔细观察，我们可以发现对于国家标准层面的行政监督比较薄弱尤其是对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的行政监督几近于虚置，这也充分显示了行政内部监督的局限性，因此外部监督就更加具有必要性，因为任何权力都必须受到监督。回避制度的实施需要足够数量的委员为前提，这样可以在有关委员回避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达到法定人数。公众把责任归咎于政府部门，也会影响行政部门的权威性。美国杰佛逊中心（Jefferson Center）设计了公民陪审团（citizen juries）、反馈小组（feedback panels）、公众参与研讨（public participation workshops)等程序。
[4]强制性标准不属于法的表现形式，不能作为法院审判的法律依据或参照依据（类似规章），但强制性标准可以作为一种法律事实依据或证据加以援引。[26] 王忠敏：《标准的制定过程应不应公开?》《中国标准化》2012年第12期，第51-52页。
第22条规定起草部门以书面形式多方面征求意见。[12] Alan H. Kaplan, Food Standard Making Procedures, Food Drug Cosmetic Law Journal 20, no. 3 (March 1965): 149-158[13] 周敏敏：《食品安全标准法律问题探析——以农夫山泉标准门为视角》，《生产力研究》2015年第12期，第95-102页。
在公众参与方面，新修订或新出台的相关办法比旧办法进步了很多，民主性显著增强。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不少于30日（第13条）。《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第24条规定：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或者技术委员会应当按照下达的国家标准计划，组建起草组，承担具体国家标准的起草工作。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作为制定者的一些行政机关不仅不重视说明理由，甚至在被要求说明理由时拒绝说明，或者以站不住脚的理由进行搪塞。其标准大致相当于推荐性标准。说明理由必须事实清楚、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能够说服利害关系人和公众，做到以理服人，而不是以力压人。
相对于法律来说，规范性文件的修订频率要高得多，但是，它没有固定的期限，因事而论，根据社会发展的情况或者法律法规规章的修订而修订。[19] 胡亚楠：《ASTM标准制订过程公开、公正、公平、人人参与——亲身体验ASTM协商一致标准制定过程》，《中国标准化》2009年第6期。
因此我们最好采取一种适度参与的方式，在民主性和效率性之间寻求平衡。[27]自然正义原则本身并没有说明理由的要求，说明理由是自然正义发展到正当法律程序的产物。
第8条规定：同一单位在同一技术委员会任职的委员不得超过3名。如前所述，技术标准尽管实际上发挥法律规范的功能，例如在诉讼中法院会依据标准进行判决，但是，技术标准却不具备法律规范的形式。
企业代表能否担任技术委员会委员的职务？企业工作人员参与技术委员会从而参与标准的制定，为标准塞进私人（企业）利益提供了可能。地方制定的标准管理办法如《北京市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江苏省标准监督管理办法》《福建省标准化管理办法》等。对于技术标准能否进行司法审查，学术界存在意见分歧。不同情形适用不同类型的程序。
无论从那个角度着眼，企业标准都不是（其他）规范性文件。[13]据报道，在车用燃料国家标准的制定机构——全国石油产品和润滑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人员构成中，90.9%的委员来自石化系统、2.3%的委员来自汽车产业系统、4.5%的委员来自环保系统，主任委员来自中石化，且秘书处设在中石化。
这些规定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程序效益原则。（二）正当法律程序与技术标准制定程序的正当性正当法律程序原则起源于英国的自然正义原则，而自然正义原则源于对司法审判的要求，起初仅适用于司法领域。
如果是某一部门制定的规章则在部门之后加上regulation，如FDA regulations。《标准化法》第35条规定：受理举报、投诉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告知处理结果。
行政程序公开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的前提，信息公开可以解除利害关系人参与标准制定的信息屏障。更重要的是，规范性文件的效力来源于宪法组织法对行政机关的概括性授权，它本身的效力不需要在另行借助法律规范。2．非主要程序(3个月内完成评估)。《地方标准管理办法》也有关于意见处理的规定，说明理由的对象是国家主管部门。
征求意见期限一般为六个月。监督措施的形式则主要是限期改正、撤销标准编号、公告废止标准、依《反垄断法》等法律法规规定处理、行政处分。
正当法律程序本来就有合理之意，既规范又灵活，合情合理，符合比例，适度原则应当是我们的追求。在前述赵正军素卫生部一案中法院的判决维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促进标准制定过程的信息公开，有利于加强对标准制定过程的监督，有利于避免暗箱操作和标准制定被强势企业绑架，有利于促进标准的公平、公正。
注释:[1] 柳经纬：《论标准替代法律的可能及限度》，《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6期，地174-184页。标准更新速度也很快，在发达国家一般是2至3年，在我国一般是5年就要进行复审。
